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办教育是应对麦卡锡主义的最佳方式。我由于在“失去中国”问题上而遭受公开谴责，这促使我决定承担起教育美国公众的义务。在朝鲜我们与中国人作战；在麦卡锡时代我们又谴责存在我们当中的所谓阴谋家。然而，所有的努力换来的只有失败，朝鲜并没有统一，也没有在国务院查出共产党分子。因此，如今是我们应该运用知识和理性解决问题来取代暴力和恐惧的时候了。

1954年后，促进美国对华研究也因此成为一项有关国家政策的活动，但这主要是由个人基金会和高等院校具体运作。随着我们在哈佛大学以及其他研究中心继续从事培训和研究工作，毫无疑问，我们这里正在创建这个国家所需的知识体系和大批教师队伍。随后我们的越南战争的经历，这种想法不仅没有放弃，反而是更加强化了。如今人们对于知识和理性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迫切。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我们的未来需要我们自己来创造，放任自流只会自取灭亡。我们注意到曾生活在地球上的物种超过百分之九十九如今已经销声匿迹了。

创建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并不是特别困难，慢慢组建自然会水到渠成。到1955年，东亚区域研究领域为期两年的硕士研究生培养项目每年大约可培养14名毕业生。其中一部分人将继续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到1956年，历史与东亚语言方向的联合博士学位申请注册共有26名申请者（1975年则达到70人）。这些人都成为研究人员，他们的论文也可能成为一些有价值的作品，出版成书。1947年，我们出版了年刊《中国研究文丛》（Papers on China），其内容主要包括区域研究和我主持的清代文献研讨班的一些论文。就这样，我们培训的系统工作自然而然地促进了一系列著作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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