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有关现代中国历史的研究正在蓬勃发展。美国人心目中的东亚突然扩大到将越南也包括在其中。仿佛是又一次的珍珠港事件。形势在我们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发生了突如其来的变化。

1960年，当我们乘飞机旅行越过河渠纵横的湄公河三角洲前往西贡时，我突然意识到应该受到惩罚。越南如此明显地是中国文化区的一部分，为什么我们反而要在缅甸停留数周时间呢？在这片土地上，越南人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教化和儒家的文化思想体系，而其刚刚灭亡的王朝统治就是效仿中国清王朝而建立的。越南古都顺化（Hué）王宫的布局与北京的紫禁城简直如出一辙。法国殖民主义在此统治不足一个世纪，给这里涂了一层殖民主义文化的色彩。就像在韩国、日本一样，这里也到处渗透着中国文化影响的痕迹。

为什么我之前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呢？如同美国的商人一样，新教传教士也被热衷于效仿大英帝国的法国殖民者排斥在外。在哈佛燕京学社的大量藏书中找不到一本越南出版的书籍。简言之，殖民主义已经给美国的东亚研究定下了基调。

尽管多年来我在演讲和著作中提到过越南，但如今我对越南的文化和政体的特殊性的具体现实在感情上仍缺乏了解，这确实让人感到震惊。哈佛大学和美国公众一样，在越南问题上总的来说毫无思想准备。我认为，造成这一局面不能归咎于学术研究领导上的重大失策，正像不能归咎于我一样。这不只是因为我“有失必有得，人不可能做一切事”的态度，而是认为应该把这看作一个研究宏观问题的专家对东亚问题作宏观研究造成的失误。由此可知，我们这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和别人一样也有文化局限性，由于没有相关的越南书籍作指引，也没有个人旅行或是在那里居住过的美国人进行介绍，导致我们对近在眼前的情况弄不清楚。30年来，我们反复灌输必须在思想上重视东亚研究并作好准备，如今出现的危机却让我们都措手不及。随着越南战争局势的进一步发展，我开始提出将越南加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项目的必要性。我们必须建立图书馆，开始语言培训，聘请越南历史文化方面的教授。这位教授必须起到该领域的学术带头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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