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开始斟茶。大家开始争论起文学来。

“有人把我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忘了。”马季亚罗夫说，“图书馆不乐意把他的书让人借回家去，出版社又不再版。”

“因为他是反动分子。”斯特拉姆说。

“对，他不该写《群魔》。”索科洛夫表示同意。

但斯特拉姆立刻问：

“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您相信他不该写《群魔》吗？倒不如说他不该写《作家日记》。”

“我们对天才并不是一视同仁的。”马季亚罗夫说，“我们的意识形态容不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可是瞧马雅可夫斯基，斯大林称他是最优秀的天才诗人，并非平白无故的。他在自己的激情中体现了国家观念。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国家观念中体现的是人道主义。”

“如果这样推论，那么整个十九世纪文学我们都容不得了。”索科洛夫说。

“嘿，你别这么说。”马季亚罗夫说，“托尔斯泰把人民战争的思想理想化，而国家眼下正领导着一场正义的人民战争。正如艾哈迈德·乌斯曼诺维奇所说的，思想一致，便平步青云：收音机里播送托尔斯泰，晚会上朗诵托尔斯泰，出版社出版托尔斯泰的著作，领袖们引用托尔斯泰的话。”

“契诃夫的情况比所有人都好些，过去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都承认他。”索科洛夫说。

“瞧，这算什么话！”马季亚罗夫叫喊起来，啪的一声拍了下桌子，“我们的契诃夫被承认，纯粹出于对他的误解。这在某种程度上同他的继承者左琴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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