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灰蒙蒙的寒冷早晨，克雷莫夫出院了。他没有顺路回家，而是直接去向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托谢耶夫将军报告自己的斯大林格勒之行。

克雷莫夫很走运，托谢耶夫一早就待在自己家木头墙壁的办公室里，并且马上就接见了他。

政治部主任的外貌同他的名字很相称，他斜眼看一下自己身上那套不久前刚为将军们缝制的军服，伸长鼻子嗅着客人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股医院的石炭酸味。

“因为受伤，我未能完成去‘6-1’号楼的委托。”克雷莫夫说，“现在我可以重新前往。”

托谢耶夫用生气、不满的目光盯着克雷莫夫说：

“没有必要了，写份详细报告呈我。”

他没有提出任何问题，对克雷莫夫的汇报既不称赞，也不指责。

像平时一样，将军的这身制服和胸前的那枚勋章在寒酸的农村木屋里显得很古怪。

但令人奇怪的不仅仅是这些。

克雷莫夫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使主任阴沉着脸，那么不满意。

克雷莫夫到政治部总务处领午餐券和登记食品证，办理出差回来和住院这些天的手续。

趁办事员们正在准备票证，克雷莫夫坐在凳子上，打量这些男女办事员们的脸庞。

在这里谁也不对他、对他从斯大林格勒归来、对他受伤感兴趣。他看到的、感受到的一切毫无意义，同他们毫无关系。总务处的人忙着自己那摊子事，敲着打字机，把纸翻得沙沙响，目光朝克雷莫夫身上扫，重又回到打开的厚纸夹和摊在桌上的纸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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