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说起来和约翰·厄普代克颇有些缘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南方两家杂志联合举办译文征文奖，我仗着年轻不知深浅参加了。我的前辈施咸荣是评委之一，提前给头儿们打来一个电话，说五千多人参加征文，我得奖了，不容易。我听别人告诉我这话不久，果真接到一封信，要我开一个编辑室的证明信，说明我是自己翻译的。我找到编辑室管这种事儿的头儿，要开证明。头儿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问我：是你自己翻译的吗？我看那种架势分明有疑虑，也公事公办地回答：你可以调查嘛。头儿不是搞英文的，话只能问到这个份儿上。如果是搞英语的，事先找来原文认真看一看，在我开证明时哪怕笑眯眯地问我一句：

“你说说小说里写了几代儿子？”

我听了一准冒傻气，那可就给人家落下话柄了，因为我至今也不知道厄普代克在他那篇才气横溢的短篇杰作《儿子》里，到底写了几辈儿子。那次参奖之后，我有一段时间几乎是在躲避厄普代克的作品，甚至连译者投来他的作品的翻译稿子，我也能不看就尽量不看。我心想：一个短篇他都恨不得写得让人摸不着头脑，何况洋洋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呢？

不过厄普代克毕竟是名家，身在外国文学翻译出版这个行当，你想躲开也不那么容易。没过几年，外国文学学者、也是我多年的老同事程代熙，约我翻译一批西方当代作家访谈录，其中一篇是关于厄普代克的。那是他一九六七年夏天接受《巴黎评论》采访的结果，一万多字的篇幅，颇有些内容的。当时他三十五岁，已出版了四个短篇集子和五部长篇小说，其中《马人》还获得了一九六四年度美国国家图书奖；此前还获得过美国全国艺术文学会的罗森塔尔奖和欧·亨利短篇小说奖。他是哈佛大学的高材生，在英国拉斯金美术研究院深造过一年，毕业后在《纽约客》杂志做过几年编辑，年纪虽然不算很大，但是关于文学艺术理论和实践却是相当有些资本和经历的。他对自己的作品、现实主义写作、文学中的性描写、神话传说和当代写作的关系、《圣经》和弗洛伊德等话题，谈得非常精当，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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