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员薪俸微薄，地方督抚还好，尚有丰厚的养廉银，京官没有，即便到副部这一级别，也只能靠一年四百两银子过活，而那时候又没有公车私用、公款报销的说法，什么都要自己开销，包括各种各样的应酬。

曾国藩是一个标准的清官，基本没有灰色收入，所以每到年终，他都必须靠借债才能度日。不过对于他这样的人来说，国家大事永远比过日子更重要，第一份建言的成功，对他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自此以后，曾国藩放开手脚，又上了第二、第三份建言。这时候他却发现皇上已经变了，变得对这些批评和建议不再感兴趣，而他的那些花了很多功夫琢磨出来的“治国良策”也从此石沉大海，无人问津。

曾国藩郁闷了。他不明白咸丰到底怎么了，不是说求贤若渴的吗？

看到广西局势闹得沸沸扬扬，不可收拾，曾国藩憋不住了，他认为是咸丰不肯采纳他这个“忠臣”的直谏所致，性子一上来，便又写了一份折子。这一回非同小可，以前都是批评时政，不痛不痒，此番是举起标枪，直接朝咸丰身上扔了，什么舍本求末，刚愎自用，还有虚荣心强之类，反正都是一些让人受不了的句子。

写这样的折子，曾国藩颇有些死谏的决心，大抵是学着林则徐“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路子去的。没办法，不忠贞怎么叫烈女，我就等着你龙颜大怒，等着你把我打得不成人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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