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初，英国公使额尔金离任。当额尔金以英雄形象回国路过上海时，受到了居沪英商的齐声欢呼。这些英商还集体向额尔金送交了一份请愿书，上面除为英国发动战争喝彩外，一如既往地秉持了对中国的蔑视。

出乎英商们的意料，额尔金摇了摇头，说：“我们的西方基督教文明总有一天会发现，自己面对的并非想象当中野蛮愚昧的国家。这里有非常古老的文明，它有许多方面确实是衰败和有缺陷的，但在其他方面足以赢得我们的赞许和尊重。”

额尔金的意思不是说他不主张动武，照他的话说，如果不用“手枪正对准喉咙”，中国政府怎么肯答应签订《天津条约》呢？这位伯爵之所以显得比狭隘的商人们更有见地，只是与他所见所闻有关，在叶名琛和战死于大沽口炮台的中国炮手们身上，额尔金确实看到了很多值得他敬畏的东西。

新一任英国公使是额尔金的弟弟卜鲁斯。卜鲁斯也参加了天津谈判，继任乃兄之职算是英国政府给予的奖赏。卜鲁斯一上任，就向中方提出要进京换约，即用刚刚签订好的《天津条约》置换旧约。

咸丰已经窝囊到要死，当然不愿再看到洋鬼子趾高气扬地跑到京城来，所以他起初怎么也不肯答应，说大家就在上海换好了，何必舍近求远，跑到京城来呢？

按照咸丰的旨意，大学士桂良提前来到上海，以等待英使的到来。谁知卜鲁斯到上海后不仅拒绝与桂良见面，而且还责备桂良为什么不早日回京，做好预备接待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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