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卜鲁斯而言，如此做法还有另外一层不可向外人透露的意图，那就是他知道新的防御体系出自僧格林沁的手笔，而这位蒙古亲王又是朝廷主战派的领袖，对咸丰的决策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和作用。

《天津条约》签约前，在得知僧格林沁对签约持否定态度时，卜鲁斯就曾公然声称，僧格林沁是“和平的障碍”，如果不将其赶出政治舞台，英方很难得到满意的条件。

卜鲁斯相信，一旦将拦河设施全部铲掉，也就相应宣告了僧格林沁的失败，中方主战派将无话可说，以后跟中国打交道就容易多了。

大沽口外除了英国公使卜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外，还有美国公使华若翰。法国因为正跟奥地利较劲，所以这次出动的军队规模很小，一共才两艘舰艇，六十个官兵，美国更妙，此行完全是奔着蹭便宜和瞧热闹而来，布尔布隆和华若翰都无一例外地撺掇着英军带头动武。

给他们一架，何伯云里雾里，一张毛脸喝了酒一样通红通红，且呈兴奋状：事不宜迟，霸王硬上弓，搞它一下！

在得知卜鲁斯将进京换约后，老谋深算的额尔金曾带信给何伯，嘱咐他要多加小心，以免卜鲁斯在路上出现闪失，但让额尔金没想到的是，正是有了这些“护驾的雄厚军力”，何伯和他那个宝贝弟弟反而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了。

说是要强行通过，何伯随后的举动却很令人费解。1859年6月23日，他派了一名翻译到大沽，告诉中方：“我的炮艇今天将退到拦江沙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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