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大沽口战役之后，外交形势果然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趋恶化，郭嵩焘十分忧心，但是一旦木已成舟，他又义无反顾地赶到前线，为作战出谋划策。

郭嵩焘也反对撤除北塘防务。在他看来，北塘本身是御敌的一道坚固藩篱和垣墙，如今不把敌人御于藩篱和垣墙之外，而将其放到厅堂和内室来打，实在失策。

僧格林沁虽然不喜欢郭嵩焘，但也深知对方的人品。他按照自己的理解，向郭嵩焘解释了将敌军放上岸打的好处：“敌人乘船远道而来，不可能带来太多的骑兵，等到他们登岸，我就用精锐骑兵冲击，可以必胜。”他还颇有些自负地说：“洋兵伎俩，我所深知，有什么可怕的呢？”

总之一句话，我知道你郭嵩焘是个不怕死、敢说话的正直君子，但我对付洋兵自有我的一套，你不用管。

僧格林沁的虚骄和误判，就此为失败埋下了隐患。发现北塘守备空虚，额尔金立即决定从此处登陆。

1860年7月26日，英法联军的船队在北塘附近靠岸。当天，僧格林沁在大沽炮口瞭望，看到在弥漫的烟气中，共有三十余艘悬挂着红旗的轮船驶至北塘河口，而且不久之后，船上的人马就开始登陆并占据村庄。

这一情形并没有出乎僧格林沁的意料，他随即命令蒙古骑兵做好准备，等待时机对敌人进行截击。

实际上最好的战机已经错过。北塘河口原设有木桩，但没有炮台配合便如同虚设一般。法军有一种当时最先进的七十五吨炮船，它既可以载运人马和大炮，其船体又非常小，吃水很浅，完全可以在中国的浅水区行驶。僧格林沁所看到的轮船就是这种炮船，英法联军把炮船派上去，很轻松地就把木桩都一拽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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