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大沽口战役之后,外交形势果然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趋恶化,郭嵩焘十分忧心,但是一旦木已成舟,他又义无反顾地赶到前线,为作战出谋划策。
郭嵩焘也反对撤除北塘防务。在他看来,北塘本身是御敌的一道坚固藩篱和垣墙,如今不把敌人御于藩篱和垣墙之外,而将其放到厅堂和内室来打,实在失策。
僧格林沁虽然不喜欢郭嵩焘,但也深知对方的人品。他按照自己的理解,向郭嵩焘解释了将敌军放上岸打的好处:“敌人乘船远道而来,不可能带来太多的骑兵,等到他们登岸,我就用精锐骑兵冲击,可以必胜。”他还颇有些自负地说:“洋兵伎俩,我所深知,有什么可怕的呢?”
总之一句话,我知道你郭嵩焘是个不怕死、敢说话的正直君子,但我对付洋兵自有我的一套,你不用管。
僧格林沁的虚骄和误判,就此为失败埋下了隐患。发现北塘守备空虚,额尔金立即决定从此处登陆。
1860年7月26日,英法联军的船队在北塘附近靠岸。当天,僧格林沁在大沽炮口瞭望,看到在弥漫的烟气中,共有三十余艘悬挂着红旗的轮船驶至北塘河口,而且不久之后,船上的人马就开始登陆并占据村庄。
这一情形并没有出乎僧格林沁的意料,他随即命令蒙古骑兵做好准备,等待时机对敌人进行截击。
实际上最好的战机已经错过。北塘河口原设有木桩,但没有炮台配合便如同虚设一般。法军有一种当时最先进的七十五吨炮船,它既可以载运人马和大炮,其船体又非常小,吃水很浅,完全可以在中国的浅水区行驶。僧格林沁所看到的轮船就是这种炮船,英法联军把炮船派上去,很轻松地就把木桩都一拽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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