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整整一天的争吵，巴夏礼关于面呈国书的要求虽然搁浅，但他的另一个要求却得到了满足，载垣同意让联军在通州以外的张家湾安营扎寨。

1860年9月18日，巴夏礼骑马前去与额尔金进行商议，在经过张家湾时，他看到几排玉米堆后面聚集着许多僧格林沁部的骑兵。

这是一个相当明显的迹象，表明中国人在举行谈判的同时，也在为可能发生的战事做着准备。实际上，僧格林沁的确已在通州一带做了周密的军事部署，他将军营设在通州与张家湾之间的郭家坟，又在张家湾至八里桥的范围内层层布兵，其中仅张家湾就有一千驻兵。

巴夏礼大怒，他派额尔金的私人秘书洛奇快马加鞭，赶去向额尔金报告中国军队的动向，随后自己返回通州，态度蛮横地要求中方必须立即撤退张家湾的驻军。

面对巴夏使的兴师问罪，载垣回答说，驻兵可以撤退，但作为交换条件，英方要同意不面呈国书，也就是说，面呈国书这件事即使以后也不再存在讨论的余地。

巴夏礼一听，气呼呼地撂下一句：“不面呈国书，就是中国不愿和好！”然后头也不回地骑着马走了。

咸丰之前曾交代载垣，说如果碰到英法提出“万难允许之条”，必须一面发报，一面通知僧格林沁督兵作战。在载垣看来，面呈国书就属于“万难允许之条”，巴夏礼本已同意暂且不提，可是这次去而复返，却显示出了一定要强加于中方的姿态，这不是说明谈判已经破裂，只能一战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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