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兵将帅必须同时为地方大吏，否则在领兵筹饷时将步履维艰，这是曾国藩从自己的军事生涯中所总结出一个极其重要的经验教训。他在向朝廷推荐李鸿章领兵东援时，就请求朝廷“等该员（指李鸿章）到镇江后，请明降谕旨，令其署理江苏巡抚”。

朝廷当时就应允了，因此李鸿章到上海不久，便由道员破格超升为署理江苏巡抚（七个月后，实授江苏巡抚），取代了原先薛焕的位置。李鸿章虽已贵为一省之长，可是他的政令也只在上海这座孤岛才管用，出了上海，就全是太平天国的天下，这使他更深刻地领会到曾国藩要他沉住气，积极“练兵练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李鸿章最初的扩军方式是效法湘军，让湘籍营官们返湘募勇，但淮勇毕竟是淮军的基础部分，所以他很快就改变方式，令张树声、吴长庆等人前往两淮等地，收编两淮团练及其太平军降众，同时大力整编原驻于上海的勇军。

近代史家将恭亲王奕訢、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称为洋务派五大领袖。作为地方洋务派的代表，曾、左、李在很多具体观点上其实并不一致，比如对待西式武器的态度就有很大差异。曾国藩主张“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且向来“不深信洋枪，（洋）火药为利器”，即便在皖南指挥所部进攻徽州，被太平军用洋枪击退后，亦不改初衷。左宗棠同样不是很相信洋枪的功效，他认为洋枪仅仅是重量轻一些而已，要论射程，还不如抬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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