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钧儒先生是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发起救国会，代表广大社会群众要求南京蒋政府莫打内战而抗日的“七君子”为首人物。这是人所周知而共仰的。但1917年即民国六年沈老曾与我共事于北京政府司法部，且参与当时发起组织政学会的活动，似少为人所留意。兹先简述昔年政局变化的史实如次：

（一）袁世凯帝制失败，遂有南北统一内阁之产生。

袁世凯帝制失败，主要是由西南各省护国军起来后全国响应之故。然而袁虽倒而北洋军人势力仍然得以维系者则端赖有段祺瑞其人。远从清季以来段的权位势力即仅次于袁，而为袁所倚重。入民国后一向任陆军总长。他为人正直，与段芝贵、雷震春等许多人，大有泾渭之分，抗声反对帝制，即于帝制热闹中坚决辞职离京，退隐西山，袁再三慰留不得，只好以王士珍代长陆军部。

袁在称帝之前，为集权于总统府，废除国务院，而设置政事堂，一切机构大改。及至帝制失败，袁羞愤将死，乃挽段出山。段出，拥原副总统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黎任命段为国务总理，恢复国制如初。此时西南护国军方面与北京合乎法统的黎、段政权之合作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便出现了南北统一内阁。

（二）当时号称南北统一内阁者，盖以张公耀曾代表西南方面北来入京参加了中央政府也。在政府中张公任司法部总长，而徐谦氏为次长，二公同是老资格的国民党人，然而此时政界气氛却以隐没党派分野为特征。这是为何？于此，宜叙明张公本人的党派历史，再行阐明民国六年那时的特殊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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