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卅年（1941年）“双十节”揭晓于香港，余负经手之责，而深有遗憾于其事，因记其经过曲折于次：

一、同盟之前身

同盟之前身为“统一建国同志会”。此会发起于民国廿八年（1939年）10月间，订有信约十二条，曾邀当局谅许成立。余于《我努力的是什么》（发表于香港《光明报》）中记其事，今不再详。同人因感于其组织松散，且未能强调吾人衷心之要求，乃更组成同盟。同盟实即由同志会改组而来也。

二、同盟之发起

同盟之发起，在民国廿九年（1940年）12月24日。是晨重庆报纸揭出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人选名单，即于名额一再扩充，而上届在选之党外人士或敢言之士顾屏除不少，殊失人望。余与黄任之、左舜生两公不期而相会于重庆新村四号张君劢家。彼此感慨同深，遂发同盟之议。四人自晨至暮，讨论整日，多所决定。次日（25日）黄公又约来冷御秋、江问渔二公同谈。余出先一日谈话记录，供众阅，众认为无误，并决定命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不久舜生去蓉，君劢回滇，余亦返乡间（璧山县来凤驿），相约于来春2月再聚于重庆，赓续进行之。

三、同盟之定议

民国三十年（1941年）2月中旬，同人先后到渝。以参政会将于3月1日开会，故各方朋友来者颇多，正好商议。其时适在皖南新四军事件之后，有中共参政员全体不出席参政会表示抗议之严重问题，同人奔走两方，力求勿以国内裂痕暴露于外（《我努力的是什么》记其事甚详）。虽大会期内中共参政员卒未出席，而以当局嘉纳余等建议（建议组织国民参政会特别委员会），会后仍在奔走，直至3月底乃告停顿。其间聚议频频，而同盟之会商进行，即夹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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