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自山东敌后返回说起

当初从南京退守武汉时，我早向人说过这样的话：你们向西，我要往东，你向南来，我要往北去。如今在后方既无可尽力，我便想到前方去。况1937年那时有一部分八校师范生训练处的同人同学约八百余人，携带枪支粮款从济宁退入河南，在镇平集中受训后，经向当时政府取得名义，已于1938年秋整队开拔渡河返鲁抗敌，我亦有去照看之必要。于是我一面请求蒋的军事委员会转知前方战区，一面亦托秦博古先生请中共中央转知八路军和新四军，沿途给我方便和照顾。我即于1939年2月2日成行。当出发之时，未尝没有留于前方抗敌之意。不想到了前方正赶上敌人大扫荡，又逢着“摩擦”开始，踯躅于鲁南山区，辛苦备尝而一筹莫展。同时看到党派关系恶化如此，抗战前途已受威胁，推想各方必然要求解决党派问题，可能就是到了问题解决的时机，所以马上又回转后方。计一往一返共经历了豫东、皖北、苏北、鲁西、鲁南、冀南、豫北、晋东南各敌后游击区域，末后于“九一八”回抵洛阳，“双十节”回抵成都，为时共八个月。此行除增加一些见闻外，可算劳而无功。

二 抗战中期到胜利之前

我到达成都和重庆，得悉党派关系恶化在大后方亦同样严重。不过在前方所表见者是武装冲突，大后方却是单方面——执政党方面对党外的压迫钳制无所不用其极。许多朋友一见面便诉苦，我亦以所看到的抗战危机相告。在问题的如何应付如何解决上，他们一般意见又与我相左。他们便是希望施行英美式的宪政，希望可以多党互竞并存。刚刚不久开过一次“国民参政会”，便已通过了早施宪政的决议，并且成立“宪政期成会”，容纳各方面讨论“五五宪草”。我到重庆时，重庆满街上都在开会座谈宪政，非常热闹。他们邀请我，我一概谢不参加。我知道这是一场空欢喜，国民党决不会践言。何况即令当真实行，亦非中国之福呢！我只认定我的路线，作我的团结统一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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