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平二年(1065)正月,苏轼返京,与父亲和弟弟一家团聚。旋奉诏命,差判登闻鼓院。
这登闻鼓院是谏官组织中的一个单位,隶属于司谏和正言,掌管收受官民投递的章奏表疏,不论是说朝政得失、公私利害,还是理雪冤滥等,皆许到鼓院来击鼓进状,如为告密或检举官吏,并许密封呈进。吏民如有冤屈,都可借此申告,是北宋政制中一个很好的制度。
英宗皇帝自在藩邸,久已习闻苏轼的文名,是时,便欲循唐朝的先例,特命召入翰林,知制诰。
宰相韩琦以为不可,对曰:“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进用,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辞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
英宗说:“且与修注,如何?”
琦对曰:“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于馆阁中近上贴职与之,且请召试。”
英宗说:“未知其能否,则试之。如轼,有不能耶?”
韩琦仍然坚持苏轼年少资浅,未经试用,不可骤与侍从之职,最后决定依照一般通例,召试学士院,且与馆职。
殿陛间这番讨论的言语,不免外传,欧阳修还怕执政官中有与韩琦不睦者(暗指曾公亮),借此挑拨是非,所以特地向苏轼解说,苏轼道:“韩公所以于某之意,乃古之所谓君子爱人以德者。”对于韩琦此举,倒是后来的史论家有很多批评,以为韩琦号为名相,但面对杰出异能的人才,仍计寻常尺寸,不能破格擢用,认为他太官僚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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