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史台根勘所就其两个月间酷烈的勘问后，作成“勘状”，性质类似现在司法检察机关的起诉书。首先记录苏轼的五代和仕历，历官的举主。再记述苏轼任凤翔签判日，为中元节不过知府厅，罚铜八斤；任杭州通判日，不举驳王文敏盗官钱，官员公按，罚铜八斤等两次过失记录外，别无前科。

宋制，一般罪犯，只问三代，而苏轼一进台狱，首即讯问五代，并问有无誓书铁券，只有死囚才如此问法，他们显然是故意恐吓。被捕前，皇甫僎的态度也是如此，可见是有计划这样做的。

论苏轼的犯罪动机与目的，则曰：“登科后，入馆多年，未甚进擢，兼朝廷用人，多是少年，所见与轼不同，以此撰作诗赋文字讥讽，意图众人传看，以轼所言为当。”（《乌台诗案》）换句现代话来说，则是替他安上了一个“写作并传播反国谋叛的语言文字”的罪名，其责不轻。

其次，列举与苏轼相识的张方平、王诜、司马光、范镇等二十四人，认为“其人等与轼意相同，是与朝廷新法时事不合，及多是朝廷不甚进用之人，轼所以将讥讽文字寄与”。而这些人收受苏轼的讥讽文字，又不申缴有司官署，也该一并问罪。

最有趣的是状内详细叙述王诜与苏轼往来的事实，如王诜累次送酒食茶果与苏轼，又送弓一张、箭十支、包指十个，苏轼托王诜令人裱背画幅三十六轴，没有付钱；苏轼赴杭州通判任，王诜送他茶、药、纸、笔、墨、砚、鲨鱼皮、紫茸毡、翠藤簟等；如赴徐州任时，送他羊羔儿酒四瓶、乳糖狮子四枚、龙脑面花象板、裙带系头子、锦缎之类，都一一详列如清账，都是罪状。苏轼为嫁甥女，向王诜借钱二百贯，后又续借一百贯，自后未曾归还；又苏轼代相知僧人，托王诜代求师号、紫衣、祠部度牒等，也全列入罪状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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