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社会缺乏公共卫生设施,任何地方水旱灾荒之后,一定会发生瘟疫,瘟疫蔓延,也必有大批大批的人死亡。
果然,杭州于干旱之后,翌(五)年三月间,气候转暖,疫病随即大作,照苏轼说:“杭州是水陆交通之区,因疫病死者,比他处常多。”
苏轼立即实行两项救济措施:一是设置病坊,一是施药。
他拨出结余官钱两千贯,自捐私款黄金五十两,在城中众安桥设置病坊一所,取名“安乐”,遴选僧人主持施医的工作。规定每年从钱粮(即田赋)中留出病坊的常年经费,三年内医逾千人者,对主持僧人,呈由朝廷赐与紫衣。
既设病坊,他又自费修合药剂——圣散子,施送贫病。这圣散子的功效,苏轼自记:
昔尝览千金方三建散云:风冷痰饮,症癖痎疟,无所不治。而孙思邈特为著论,以谓此方用药节度,不近人情,至于救急,其验特异。乃知神物效灵,不拘常制,至理开惑,智不能知。今仆所蓄圣散子,殆此类耶?
据他说,此药表里虚实,一切不问,凡阴阳二毒状至危急者,连续饮服数剂,立即汗出气通。如遇时疫流行,于天明时用大釜煎煮,不问老少良贱,各服一大盏,就能使疫气不入其门;如是平常疾病,空腹一服,也能饮食倍常,百病不生,真是“济世之具,卫家之宝”。
这圣散子药效如此神奇,简直就是万应灵丹;而且所用都是中下品的药科,每服成本只要一钱。所以苏轼劝人施药,必曰“千钱可救千命”。四年春间杭州这场时疫中,苏轼自费修合此药,广事施舍,据说,“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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