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逝世七十余年后的南宋淳熙二年（1175），陆放翁在成都安抚使衙门里做参议官。同年六月，朝廷派范成大来做四川制置使。这两位诗人聚合在一起，便常谈诗说艺，屡屡论及东坡。因为放翁是个闲官，富有时间，石湖居士就劝他研究苏诗，以遗后学。放翁逊谢不能，范不相信，放翁提出两联坡诗：“五亩渐成终老计，九重新扫旧巢痕。”又：“遥知叔孙子，已致鲁诸生。”问他该作何解，范答：

“东坡被窜黄州，自忖不复再被朝廷收用，所以说‘新扫旧巢痕’；建中初年，朝廷召复元祐旧臣，所以说‘已致鲁诸生’。想来不过如此。”

“这就是我之所以不敢从命的缘故了。”放翁慨然道，“从前朝廷以三馆养士，储备将相之才。到元丰年间实施新官制，把三馆一起撤销了。东坡旧时曾直史馆，但自谪为散官，史馆之职，削去已久。至此，连这个老窠也被废去了。所以说‘九重新扫旧巢痕’。东坡用事之严如此。”

至于“遥知叔孙子，已致鲁诸生”这两句诗，原是东坡从海外北归，再度过大庾岭时，所作次韵诗的最后一联。用的典故是叔孙通为汉高祖定朝仪，征鲁国诸生三十余人到中央政府来做事，当时有两个鲁生，拒不应召，还被叔孙通笑骂为“若真鄙儒，不知时变”。

东坡写此诗时，他两兄弟的情况，正如放翁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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