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时分，伊丽莎白搭乘的汉莎航空的小飞机降落在柏林的坦佩尔霍夫机场。飞机颠簸得要命，而且天气冷入骨髓，弥漫的汽油味让她几乎失去了一半知觉。

到达勃兰登堡门的阿德隆酒店后，她立刻拨了几个电话。

首先联系的是柏林爱乐乐团团长，帝国音乐协会副主席威尔海姆·富特文格勒。不巧，他出门了。他的秘书请伊丽莎白第二天早晨再试下，到时肯定能联系上富特文格勒先生。

但是伊丽莎白不想等待。她稍作犹豫，思忖道：一不做二不休，索性从最高层开始。于是，她拨打了帝国陆军元帅赫尔曼·戈林办公室的电话。此时的戈林是纳粹帝国的第二号人物，他创立了秘密警察机构盖世太保，是军队四年计划的负责人。这本应是秘密，可几乎尽人皆知。

戈林以及纳粹帝国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都是伊丽莎白的崇拜者。对于伊丽莎白而言，这相当于在鼠疫和霍乱中进行选择。两人隔三岔五就会送花到她剧院的化妆间，总不忘仔细地附张令人印象深刻的名片。伊丽莎白庆幸自己当初没把所有的名片扔了，这么一看，那好像是为今天不得不走这一步做了准备。

戈林不在办公室，不过她被告知，有事可以和戈林的副官波登沙兹讲。副官告诉伊丽莎白，戈林元帅在总理府内，可能是在元首那里。他会把夫人的信息转告给元帅，一旦有时间，元帅会给她回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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