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在一无所知的地狱里煎熬着，就这样度过了随后的两天。这两天里，就像被什么人远程操控着似的，她采取了无数的行动——干些什么总比坐着空等要好受些。

她和古斯塔夫的兄弟保罗通了无数次电话，绝望而一无所获。她不睡觉，只吃一点点东西，喝一点点水。这些食物只能刚好维持她的身体免于彻底崩溃。

她在总理府又见了一次戈林，彻底断了他想借她戏耍戈培尔的念头。她还打电话给柏林爱乐乐团的富特文格勒，美国的玛塔·多德，以及前任帝国音乐协会会长理查德·施特劳斯。施特劳斯先生因为自己的犹太儿媳心有顾忌，十分谨慎。尽管如此，他也向伊丽莎白许诺会尽力四处打听情况。他们都向她保证会帮忙，为她打气。

她前段时间和德国音乐界的脱节，也产生了一定的恶果。自从一九三一年她在拜罗伊特音乐节上的唯一一次登台，以及转年古斯塔夫因寻找失踪的奥德丽而被捕之后，她只在德国演出过几场，其余大部分时间都把精力集中在德国以外的欧洲国家的舞台上，所以之前积攒起来的人脉如今几乎都不起作用了，有些人也疏远了她。

很可能正因如此，伊丽莎白才没有拒绝阿尔布莱希特·布鲁曼先生的晚宴邀请。晚宴定在六月十七日，正好是女儿黛博拉十四岁生日那天，尽管这种社交活动本是此时的伊丽莎白最不感兴趣的。作为东道主，布鲁曼先生那晚表现得谨慎而富有教养。晚餐最后，他同情地表示，愿意帮助马普兰夫人寻找孩子们的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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