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德卢斯和我对旧式市中心愉快的童年记忆之前，仁波切和我在简推荐的一个早餐店，一个叫切斯特溪咖啡馆的地方，消磨了一个小时，它在山上，离大学不远。我以为我们会在那里撞见马修·弗里敦和伊芙琳·弗里敦，因为全是大学的人。研究生和教授，雨意的晨光里，几个妈妈带着小宝宝，十二种咖啡，橱窗里有一块“撤军回家”的标牌。有人在桌上留下一份《今日美国》，我在一勺勺地吃着格兰诺拉麦片、小口喝下意式深度烘焙咖啡的空当里，浏览了各种新闻，关于英国恐怖主义活动的调查、新的限制条件、伊拉克的故事，那一天所有的死亡和麻烦。对我来说，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战争不过是我们日常舒适生活的暗调背景。美国的男人女人在战争中牺牲，手脚被炸飞，伊拉克人成千上万地暴死，然而我们大多数人似乎就是有办法对那些事实避而远之。不是我们不关心，我们当然关心。但如果我们家有孩子在战场上的话，那会是另一种关心。更加强烈、更加急迫，就不仅仅是白纸黑字的文章和工作闲暇时的悲痛心情。但吉妮和我的孩子不在战场上，而且只要去军队仍是志愿当兵，我们就永远不会有孩子参战，况且整场战争对我而言，有些地方感觉不太诚实，是错的，有个国民难题我们根本没着手去解决，它要求我们达到一种完美的平衡：作为一个国家，盔甲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自从旅途开始，伊拉克就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电台主持人每天咆哮，报纸头条显而易见，怎么可能注意不到——但我一次也没有向仁波切提出这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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