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卡斯特罗（2089——2095年任和平办资深谈判专员）：

我还记得对方代表团从亚特兰大赶来的那天。事前，我们做了六个月的筹备，在谈判前夕，我们已经准备了几千页的谈话要点，内容涵盖了所有的话题：边境管制、赔偿损失、交换囚犯……总之，凡是你能想到的都应有尽有。坐上谈判桌之前，我们已完全摸透了总统的底线，很清楚他愿意让步到何种程度。我们以为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第一天的谈判开始了。我记得会谈地点是和平办地下的一间大宴会厅。我们合众国一方有五名代表，人数不多，因为我们并没有决策权。会后，一切都要提交行政宫审批。但南方和谈代表团出现时，却起码有两打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头衔，不是某某革命总指挥，就是某某爱国组织秘书长。有个人向我递来他的名片，上面表明他是一名“护宪官”。

我们以为他们会首先从限制旅行入手，或者一上来就要求我们释放关押在各大监狱的反抗军俘虏，或者，他们也许早就等不及想谈谈钱的问题了。世界在进步，而他们固守化石燃料已经太久了，他们的城市正在崩溃，我们以为能把基建资金当作筹码，迫使他们做出种种让步。

我们为他们准备了一份简短的议程，在上面提议了几个谈判切入点。但我还记得，就在第一天，他们的领队坐到桌旁，看也没看，就把议程推到一边，对我们说：“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我不希望听到你们任何人使用‘投降’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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