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毓瑜《姿与言：诗国革命新论》

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于《新青年》杂志，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的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项文学之道：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讲求文法，不做无病呻吟，祛除陈腔滥调，不用典，不对仗，不避俗字俗语。《新青年》主编、北大教授陈独秀旋即在二月发表《文学革命论》以为声援。陈认为中国社会的黑暗不能仅以革命改造，而必须仰赖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的革新。他推动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三大主义，并视白话文为最重要的利器。

《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引起知识界广大回响，成为两年后五四运动的先声。晚清黄遵宪已经提倡“我手写我口”，及至梁启超登高一呼“诗界革命”。但胡适、陈独秀带来真正的转折。转折的关键在于文学与语言关系的全面评估，而争议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则是以白话新诗作为文学革命的指标。

早在《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前，胡适即已思考“诗国革命”的必要。他在《戏和叔永再赠诗，却寄绮城诸友》中写道，“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如作白话文。一九一七年十月，胡适在《新青年》杂志发表《谈新诗》，称当时出现的白话诗为“新诗”，取其与“旧诗”相对的意思。随后，胡适以白话文翻译美国诗人蒂丝黛儿的诗作《关不住了》，声称这是“新诗成立的新纪元”。一九二〇年胡适出版《尝试集》，是为现代中国文学史第一本白话新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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