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春天，我仍在台大任教。某日突然接到张光直教授的电话，约我见面。前此我虽久闻先生大名，但因所学不同，两地相隔又远，并无缘相识。记得那次是约在圆山饭店中餐厅。张先生个头不高，但精神健朗，目光炯炯。他开门见山地告诉我，哈佛东亚系现代中国文学一职，正考虑聘任我，而他趁来台会议之便，想要多了解我的背景。

尽管张先生有“任务”在身，而我又是他面试的对象，但那顿饭却是吃得轻松自在。我们聊现代文学的种种，而我也好奇地向张先生请教考古学界的趣事。直到席末，张先生才顺口提到，他是台湾人，父亲是鼎鼎大名的“五四”文学健将张我军。这就是张先生吧：亲切实在，风华内敛；对晚辈的担待提携，不遗余力。一个月后，我得到哈佛的聘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就算向往哈佛的工作，也不大可能贸然离开教职，前往面谈。事后得知，张先生愿意藉出差的机会，移樽就教，在台北与我见面，是我得到教职的关键之一。套句老话，张先生于我，真是有知遇之恩。到了哈佛后，他仍然一派轻松本色，不时探问我的工作情况，也常约到小馆中一叙。尽管我们的辈分专业不同，有了台湾那段难得的会面经验，彼此都有份亲切的感觉。而这份感觉，更因为同在哈佛的地利之便，与时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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