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民变、起义的群众基础相类似，山东、河南、安徽一带连年遭受自然灾害，水灾、旱灾、蝗灾此起彼伏，这是客观原因，不得不承认；

地方官员为了粉饰政绩，瞒报灾情，还增加税收，编造盛世繁荣景象，作为自己升官的政绩，而把农民逼上绝路；

从“银刀卒”到“庞勋之乱”，其残余势力始终没有被彻底清剿，他们一直扮演着群盗流寇的角色，在这一带活动；

在王仙芝起事之前，徐州一带就已经有成群结队的盗匪掠夺民间财产，而州县无力制服；

以上是民变能够快速壮大的主要社会因素。占了“人和”。

本次民变爆发地点和早期的活动范围，是长垣、濮州、曹州一带，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四省交界的地区，在当时也是天平军、感化军（原武宁军）、宣武军、义成军、魏博军等辖区边境交界处，“三不管”地带，这是起义军迅速壮大的地理因素。占了“地利”。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非常重要的“天时”：南诏二次入侵西川。

这一个原因乍一看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一个在今天的四川，一个在今天的山东，跨着大半个中国。

这就对了，恰恰是因为距离远。

南诏二次入侵西川，逼近成都，朝廷把“南诏克星”高骈紧急调往西川。高骈，时任天平军节度使，天平军总部在郓州，今天的山东省东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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