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这应该是对昭宗最精简的评价了。欧阳修在《新唐书》中就明确指出,“自古亡国,未必皆愚庸暴虐之君也。”为昭宗皇帝的不幸遭遇深感惋惜。
昭宗皇帝爱读书、重儒术,他立志中兴大唐,恢复旧日辉煌,雅然有会昌遗风。然而宦官与藩镇这两大顽疾已经深入骨髓,积重难返,“会昌中兴”和“大中之治”的果实已经被懿宗、僖宗消耗殆尽,昭宗接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病入膏肓的烂摊子,即便令太宗复生,也无力回天。
然而昭宗没有放弃,他在即位之初就重拳打击宦官势力,并在错综复杂的藩镇之间浑水摸鱼,瓦解地方割据势力,巩固中央权力。
至于其失败,有观点认为是昭宗用人失当。
毫无疑问,昭宗一朝为《奸臣传》贡献了三位宰相,分别是崔昭纬、崔胤、柳璨,另有蒋玄晖、张廷范、氏叔琮、朱友恭,但这四位虽然产自昭宗朝,却非昭宗钦点之臣,虽然同样名列《奸臣传》,却不能归过于昭宗。
昭宗求贤似渴,想依靠文官集团打垮宦官和藩镇,结果真正能用之人寥寥无几,反倒是一批妄人、野心家登上了政治舞台。昭宗的文官路线被频频打脸,以至于诞生了把帝国拖入万劫不复深渊的崔胤。
《旧唐书》也指出了昭宗的用人失察,说张浚、朱朴、郑綮这三人最不靠谱,简直就是逗儿(三人尤谬,季末之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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