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13日凌晨,我在北京婚后的新居里,坐在我爱人对面,在他用来打坦克世界的外星人电脑上敲下了《乔纳森·斯特兰奇与诺瑞尔先生》最后一章最后一句话:“一吻之后,他转身离去,消失在那片黑暗中。”我爱人从他正加班加点审计的账目里抬起头来,会发现他对面那个已经一礼拜足不出户、蓬头垢面的人双手捂住了脸,大哭起来。
乔纳森·斯特兰奇转身离去,离开了阿拉贝拉,也离开了我。我一边用蹭了墨水的手背抹眼泪,一边也在心里算了算,从在约克市的小书店里买下这本书、用一个礼拜废寝忘食地读完后决定自己翻译练笔,到如今这个闷热的夏夜,整整十年过去了。苏珊娜·克拉克女士写这本书写了十年,我翻译这本书翻译了十年。当然,我们俩这十年间也都还干了点儿别的:她写出数篇精彩的短篇小说,为《乔与诺》的续集布局谋篇,为《乔与诺》拍成影视作品做顾问;我在约克读了个很成功的硕士,在爱丁堡读了个不怎么成功的博士,结了个婚,回到北京继续站讲台教书。共同之处在于:十年间,我们始终没有离开这本书书名里的两个人。
交稿之后,我的编辑(写出这几个字,我心中一阵激动;我的编辑!——我心中顿时充满了安全感!)邀请我写一篇译后记,说是可以“天马行空”。收到邀请,我自是十分荣幸,心中却也一阵焦灼。自从大学毕业决定走上学术道路,思考的多是论文八股,天马行空怕是很难做到了。书一年年读下去,我身上诺瑞尔先生的成分越来越多:下笔越来越难,人越来越较真儿,总爱挑别人的刺儿(不管对象是我学生还是我奶奶)——“你这个问题要依情况而定”或是“你这么说也不尽然”,而心中却对乔纳森·斯特兰奇那不受拘束的灵性充满了向往。这部小说看完、翻译完,我自己也正式走上了学术道路,而我理想的治学态度大概会像齐尔德迈斯所言,斯特兰奇派和诺瑞尔派两者都有那么一点儿。诺先生的自私、虚伪,斯特兰奇的淡漠、急躁,是当今学者乃至整个学界的通病;而诺先生的严谨与一门心思的决绝,斯特兰奇的创意与讲求实效的精神,若结合起来,岂不是当今学者追求的理想境界?书里那个世界因有了魔法而显得玄幻,而十年反复阅读后,我越发体味出它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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