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获得统治者需要的人才，加强与固有封建势力的合作，有些少数族统治者还设置学校。前赵刘曜设置太学、小学，选拔百姓二十五岁以下、十三岁以上资质可教的一千五百人为学生，太学生后来通过考试，授予官职。所谓“百姓”实际上应是士族豪门子弟。后赵设置太学、四门学、郡国学，学生是将佐和豪右的子弟，将佐可能也包括部分少数族人。前燕慕容皝设置“官学”，入学的是大臣子弟，称为“高门生”，达千余人，他还自著开蒙读物《太上章》和《典诫》十五篇作为教材。南燕慕容德南渡称帝，坐席未暖，就设置太学，选公卿、士族子弟二百人为太学生。后秦姚兴时，来自各地的一些老儒生在长安开馆授徒，聚集生徒一万几千人。姚兴经常接见这些老儒，还鼓励诸生游学洛阳。特别是他设置律学，召集地方上没有专职的“散吏”入学，其中学得好的便派回原来郡县主管刑狱。律学的设置开唐代的先声。那时甚至在不太安定的南凉，秃发利鹿孤当政时也曾设立学校，置博士祭酒，教导贵族大臣子弟。设学授经，固然为了统治者的需要，但客观上有利于遭到严重破坏的传统文化的保存与传播，而且促使部落上层分子加快接受汉文化，对于民族融合具有积极意义。前燕王慕容皝能够著书作教材，前秦苻坚弟苻融、从子苻朗都读书能文，通晓佛学、玄谈。苻朗的著作《苻子》，至今还有片断流传。姚兴能讲佛教经典，又通晓佛学。他们接受传统文化，表明少数族上层分子汉化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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