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生前，是不是毫无预感，对这一点我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

毕竟，黄绢的人生从一开始就不太平。只不过，当电话铃声响起的时候，她确实还在睡觉。

1997年香港回归，而对于黄绢来说，比这更让她心潮起伏的事情还有很多。那一年，黄绢36岁，在一家俱乐部当迎客部长。那家俱乐部开在高档酒店里面，所以黄绢对外会说自己在酒店上班。她倒不是畏惧人言，只不过说起来简单明了一些。那时候，她带着两个孩子，一个上高中一年级，另一个上初中二年级，填写各类表格或者被面对面问及职业的场景还是很多的。

很多年以后，她不无遗憾地告诉我——虽然“后悔”一类的字眼，几乎从不出现在她的字典里——其实前一天晚上，她两点就下班了。下班以后，一个相熟的客人约她去吃夜宵，同行的还有新来公司的几个女孩。本来她没打算答应，但是因为不想让年轻女孩抢了风头，所以故意提起包走在最前面。小酌几杯，回到家，天色已经大亮。她回家以后没有换鞋，而是穿着高跟鞋“嗒嗒嗒”地走进房间，直接爬到床上蒙头大睡。文成走进她的房间和她说“记得去琴行拿琴”时，她也没有抬头。文成将拖鞋放在她的床尾，然后就出门了。

她告诉我这件事，是在我向她求婚的时候。因为我也带着一个女儿，年龄和文成相仿。黄绢认为，如果我真的打算娶她，她有义务说明她是个什么样的人，或者说，曾经是个什么样的人。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对这件事我本来就是知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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