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18 世纪的江南和英格兰拥有相似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产生它们的条件与制度却十分不同。英格兰的发展是在以下条件下产生的：国家掌握了一支主导世界的海军；资产阶级拥有自主的政治和思想形态，以及高度制度化的私有权；理论/ 形式理性和个人利益导向(private goods-oriented)的工具理性主义(即工具理性行为旨在追求个人利益或者是私人组织的利益，而非追求如国家、部落或社区等公共组织的利益，)逐渐成为精英人群的共识；科学与技术发明不断加速发展——这些都没有在中国发生。中国的经济繁荣得益于强有力的帝国统治，帝国对于商业活动采取了务实政策，并能控制庞大的人口和广袤的土地，从而维持了一个长期的王朝中期繁荣(mid-dynasty prosperity)。这些条件使帝国框架下的中国经济发挥出极大潜能，但却不能在19 世纪或中国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段给中国带来工业资本主义。

中华帝国从来没有消灭商业活动的企图；其实即使有这一倾向，帝国也没有能力将之实施。而且，北宋以降，商业税收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部分，部分经世致用的士大夫也日渐置身于商业活动，国家在某些方面对产权给予了一定的非制度性保护。自北宋开始，经济始终保持高度的商业化，仅仅在朝代更替之际的战争破坏和明朝前期禁商政策的破坏下有过短暂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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