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期间,中国可以不受外界因素限制、只由生产效率决定装备生产速度,而日本必须受外界因素限制。比如,F-22J与F-35CJ的发动机只在日本进行组装,国产化率不到百分之六十,关键设备需要从美国进攻。只要进攻渠道、也就是海运与空运被切断,日本连一架先进战斗机都造不出来。
在全面战争中,日本遭到战略封锁只是迟早的事情。
八月初,牧浩洋按照黄峙博的建议,向总参谋部提交了一份“对日作战总体战略计划报告”,并且将副本递交给了黎平寇与黄瀚林,正式提出应该未雨绸缪,及早对日本进行战略禁运。
必须承认,有目光的不是牧浩洋,而是黄峙博。
在他提交这份报告之前,黎平寇刚刚在东京吃了闭门羹。
七月底,在当选下一届国家元首之后,黎平寇以国务院总理身份,对日本进行了任职期间的最后一次政务访问。
事实上,这是一次纯政治性的外交活动。
黎平寇主动放下身段,去东京会晤日本首相,主要是谋求一个较为稳定的周边环境,至少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使中日关系有所缓和,以便在他的出任国家元首的时候,有一个较为理想的开局。
为此,在会见日本首相时,黎平寇主动提出,共同开发东海中性海域内的油气资源。
在东海战争结束之后,日本被迫接受中国提出的划界标准,即以东海大陆架自然延伸为经济专属区边界,但是在资源开发方面,中国也做出了让步,即在东海中线到大陆架自然延伸线之间为中性区,中日双方都不能进行单方面的资源开采活动,必须在商议之后共同进行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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