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可以不记得自己的遭遇，我和乔却耿耿在心，认为国际医学界务必引以为戒，不能像珍妮一般丧失记忆。这次事件中可资总结的教训很多很重要。就是为了这个原因，等到那年夏日来临，我把当时我正在那里工作的科林代尔中央公共卫生实验室的几名专家请在一起开个会，也请刚刚再访塞拉利昂公干完毕、正在飞返亚特兰大途中的乔留下来一起参加。乔一如既往，做了很好的报告，总结他在拉沙热研究方面的进展：拉沙热如何扩展传播，又因何停止扩展、没有传播，如何诊断拉沙热和对症治疗的方法。

随后我们又去邀请多多少少、方方面面过问和参与过珍妮病例的人们，甚至有幸之至，得与那位拒绝把珍妮遣送回国的著名顾问见面晤谈，也把他请了来了。至于那位空军医生，同意现身说法，抱着他那副高科技的呼吸面罩，上台畅舒胸怀。关于珍妮禁铜60天的情况，由当时负责照料她的斯图尔特·格洛弗（Dr.Stuart Glover）医生介绍，在我把临诊情况叙述完毕之后，珍妮本人上台接受现场提问。从她回答的神情态度看，我感到芳华重睹，当年干练的护士又回来了！

我喜欢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的所作所为，其影响可能延及下一代的传染性疾病医生。他们自然会对一切事实证据作出自己的判断，从而认定在对出血热采取保护性措施方面英国政府的做法，从最好的角度看，是根本不必要的，而从最坏的角度看，则是具有危险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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