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是一个尚力尚才的时代，人物品评首重才情风度，很少论及人物的道德操守，曹操在《求贤令》中“唯才是举”而不问其他，公开要求举荐“盗嫂受金”的能人。《世说新语》虽然首列《德行》，那不过是谨守孔门四科的“例行公事”，相较于谈言语、文学、任诞、容止等章，内容既不出彩，篇幅又不太多。《夙惠》专写少年的聪明和天才的早熟，《捷悟》专写敏捷的才华和敏锐的感悟，《假谲》甚至专写手段的机巧和为人的狡诈。作者对于机诈似乎并无贬义，相反，对很多随机应变的能力还十分欣赏。这里隐含的价值判断是：只要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三国时期的魏、蜀、吴，很难说哪家的目的更高尚，要说高尚谁都有份——谁都宣称要统一天下，要说卑鄙谁都一样——谁不是为了自己黄袍加身？说到手段则只有高下之分，而无道德上的好坏之别，在手段的范围内，你可以说谁最精明谁最愚笨，但不能说谁是伟人谁是小人。

《三国志》称曹操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说刘备“机权干略，不逮魏武”，说诸葛亮“应变才略，非其所长”，这些评价可谓恰如其分。诸葛亮缺乏曹操的冒险精神，刘备没有曹操的雄才大略，孙权更没有曹操的学识胸襟。魏晋之际，曹操比诸葛亮有胆有才，比刘备有眼光有谋略，比孙权有远见有气魄——魏晋人物当以曹操第一。谁能像他那样，战场上留下“官渡之战”这样以少胜多的辉煌战例？谁能像他那样，文学上留下那些悲壮慷慨“时露霸气”的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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