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论者往往将魏晋士人描写成潇洒出尘宅心世外的神仙，因而掩盖了当日士风滑巧浮伪的一面，早在陶渊明发出“大伪斯兴”之叹以前，西晋的潘尼在《安身论》中就已痛斥道：“弃本要末之徒，知进忘退之士，莫不饰才锐智，抽锋擢颖，倾侧乎势利之交，驰骋乎当涂之务。朝有弹冠之朋，野有结绶之友，党与炽于前，荣名扇其后。握权则赴者鳞集，失宠则散者瓦解，求利则托交颈之欢，争路则构刻骨之隙。于是浮伪波腾，曲辨云沸。”士人们一方面为了利禄而圆滑机巧，另一方面又极力回避“巧宦”恶名。连“拜路尘”的潘岳也以“拙者”自诩，大言不惭地说什么“言拙信而有征”，而且声称要“身齐逸民，名缀下士”，“优游以养拙”。但是，这些名士所谓“养拙”不过是身心的“优游”加上口腹的享乐，“陆摘紫房，水挂赪鲤。或宴于林，或禊于汜”，相反，陶渊明的“守拙”则要坚持终身的辛苦耕作，要忍受“弊襟不掩肘”的贫贱生涯，“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是“守拙”不得不付出的生活代价（《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孔子所说的“耕也，馁在其中矣”虽出于对务农的蔑视与偏见，但在中国古代倒是一句实话，躬耕“守拙”就只能与贫穷做伴，不能甘于贫穷就不可能“守拙”，真正的“拙者”不可能有“陆摘紫房，水挂赪鲤”这样奢华的享乐，陶渊明老来还常叹“躬耕仍不救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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