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苏轼才开始“向上”把握陶渊明更高的生命境界。他对陶渊明仕与隐的意义具有独到的理解并作出了深刻的阐释，在《和贫士诗七首》之二中说：“夷齐耻周粟，高歌诵虞轩；产禄彼何人？能致绮与园。古来避世士，死灰或余烟。末路益可羞，朱墨手自研。渊明初亦仕，弦歌本诚言。不乐乃径归，视世羞独贤。”宋范温在《潜溪诗眼》中曾解释过此诗的“命意”：“此诗言夷、齐自信其去，虽武王、周召不能挽之使留，若四皓自信其进，虽禄、产之聘亦为之出。盖古人无心于功名，信道而进退，举天下万世之是非，不能回夺。伯夷之非武王，绮、园之从禄、产，自合为世所笑，不当有名，偶然圣贤辩论之于后，乃信于天下，非其始望。故其名之传，如死灰之余烟也。后世君子，既不能以道进退，又不能忘世俗之毁誉，多作文以自明其出处，如《答客难》《解嘲》之类皆是也，故曰‘朱墨手自研’。韩退之亦云：‘朱丹自磨研。’若‘渊明初亦仕，弦歌本诚言’，盖无心于名，虽晋末亦仕，合于绮、园之出。其去也亦不待以微罪行，‘不乐乃径归’，合于夷、齐之去。其事虽小，其不为功名累其进退，盖相似。使其易地，未必不追踪二子也。东坡作文工于命意，必超然独立于众人之上，非如昔人称渊明以退为高耳。”范氏并未完全把握东坡的命意，“渊明初亦仕，弦歌本诚言。不乐乃径归，视世羞独贤”，不仅仅是说渊明“不为功名累其进退”，也不仅仅是说渊明不以世人之是非为是非，而是称道渊明任真自得的生命境界。苏轼自己在《书李简夫诗集后》中的一段话是他这首诗“命意”的最好注脚：“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求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苏轼完全抛弃了“不仕异代”这一类穿凿附会的陈词滥调，他从存在论的角度来理解陶渊明的出仕与归隐，所谓“古今贤之”的“真”不是伦理学上的“真”，也不是认识论上的“真”，而是诗人存在状态上的“真”，或者说是指陶渊明存在的本真性。他对陶渊明的阐释在陶接受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标志着陶渊明研究已开始由道德赞叹和政治曲解，深入到对陶渊明存在境界的探询。萧统本来早就道出了陶渊明为人的“任真自得”，可惜他只是从道德品节的角度来理解和阐释这一特征，还没有意识到它是一种属伦理而超伦理的存在境界。而范温则把东坡对陶渊明存在境界的深刻把握简单地归结为“东坡作文工于命意”，事实上这主要不是作文作诗的技巧问题，他对陶渊明的理解“超然独立于众人之上”，是由于他自己的生命境界“超然独立于众人之上”的缘故，对陶渊明理解的深度同时也显示了他自身存在的深度。他在《陶骥子骏佚老堂二首》之一中说“渊明吾所师”，在《书渊明“东方有一士”诗后》中又称“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陶渊明是他最为敬服也最为亲近的精神知己，从《书渊明“羲农去我久”诗》一文便不难看出他对陶渊明酷爱之深，他每次读陶诗“惟恐读尽”，他晚年对陶诗几乎一一和过一遍，对陶渊明其人更“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可见他不仅将陶诗作为追效的典范，更从其文本中“师范”其存在方式，因而，他并不以忠于一家一姓的“君臣大节”这一狭隘的“眼孔”来看陶渊明的仕隐，而是从超政治超伦理的存在论角度理解陶的出处进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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