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孟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这一章我们将既从横的方面——孟郊与同时代人的相互比较阐明他诗歌思想内容的丰富性、深刻性和艺术上的独创性，又从纵的方面——孟郊与前人和后人的联系来分析他诗论和诗歌的特殊意义，试图在文学史上的纵横坐标上给予他和其文学成就与历史影响相称的位置。

清代毛先舒的《诗辩坻》引谭元春的话说“诗家变化，盛唐已极，后又欲别出头地，自不得无东野、长吉一派”。所谓“东野、长吉一派”或“东野一派”就是韩孟诗派。谭元春敏锐地从诗歌内部的发展规律来探讨“东野一派”诗歌产生的必然性，他的这一观点为清代的叶燮所引申，成为诗学史上一个很有影响的说法。但无论谭元春还是叶燮都似乎忘记了刘勰“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深刻命题，致使我们探讨的触须总局限在诗歌本身。我们认为，东野一派的产生是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合力的结果。

大历初元结就曾说过：“文章道丧盖久矣。时之作者，烦杂过多，歌儿舞女，且相喜爱，系之风雅，谁道是邪？”御月夜宴会并序》，《元次山集》，中华书局1961年，第37页。">皎然稍后也指责说：“大历中，词人多在江外，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吾知诗道初丧，正在于此。”大历年间的诗人目睹时世的突变，盛唐时那些浪漫的理想都破灭了，眼前的动乱又不能使他们像稍后的中唐诗人那样激起中兴的希望。他们在世乱面前失去了心理平衡，在现实中一时还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于是，他们避开时代的旋涡，除少数诗人外，大多数诗人只偶尔睁眼看一看动乱的现实社会，更多的是用纤弱、软熟的诗句写离情别绪，写山情水意，和他们诗歌整体内容的贫弱、单调一样，他们在艺术上也没有什么新的突破，或者说，诗人精神的萎靡和诗歌内容的贫乏限制了他们艺术上的成就，他们只是吟出了一些细腻、轻灵的诗歌，丝毫不能改变诗坛上的萧条和沉寂。他们没有才情超越李杜所创造的艺术的高峰，又没有找到艺术上新的突破口，于是就出现了诗论家所谓“风格渐降”“气骨顿衰”的局面。盛唐诗中那样浓烈的情思消退了，代之而来的是恬静闲适、冷落寂寞的情调；盛唐诗中那种阔大的气象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对淡雅、韵味的追求，只有少数诗人和少数诗作回荡着盛唐的余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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