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梁元帝萧绎所作的《燕歌行》和王筠的《行路难》，陈允吉先生在《中古七言诗体的发展与佛偈翻译》一文中断言：“这两首乐府诗均为篇制完整的通体七言，而两句两句衔接转递的结构又始终如一地贯穿在全诗之中，上述两个形式特点成功的结合，即我国七言诗发展到梁代而臻于成熟的核心标志。”我很难同意陈先生关于衡量七言诗是否成熟的这两个标准，自然也难以认同陈先生关于“我国七言诗发展到梁代而臻于成熟”的论断。“通体七言”不能作为七言古诗成熟的标准，李白的《将进酒》《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行路难》和杜甫的《兵车行》《醉时歌》《天育骠骑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七言古诗代表作都非“通体七言”。胡应麟在《诗薮》中说：“凡诗诸体皆有绳墨，惟歌行出自《离骚》、乐府，故极散漫纵横。”我们断定元嘉七古在艺术上已经臻于成熟，其依据就是它们已满足了如下几个基本条件：（一）韵式和句式已经基本定型；（二）表现手法丰富多样；（三）这一诗体能够表现各种丰富的精神生活，能够表现各种复杂的社会题材；（四）已经形成了最适合于这一诗体的文体风格，同时已有代表诗人通过这一诗体形成了最能体现自己气质个性的个人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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