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书·艺文志》的学术史意义

《汉书·艺文志》（下文简称《汉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史志目录”，由于它是就《七略》“删其要以备篇籍”，因而它也是一部最早的“国家馆藏图书目录”，它的分类法深刻影响了两千多年来我国古代的图书分类，后来的四部分类法与它可谓“嫡脉相传”；同时它还是我国最早最全面的一部“学术史”，它第一次对当时所有的学术、知识进行了分科和分类。图书分类以学术知识分类为必要条件，没有学术知识分类就不可能有图书分类，因而要充分认识《汉志》在目录学上的价值，首先就必须明了它在学术史上的意义。清代史学家章学诚称它为“学术之宗，明道之要”，而它“学术之宗”的地位、“明道之要”的原因以及学术史的意义，主要又体现在三个层面：总百家之绪，溯学术之源，明簿录之体。

要综论百家之学自然离不开学术分类，最先给学术分类的大概是孔子，《论语·先进》记载他将弟子学业的专长明确分为四类：“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这就是后世所谓“孔门四科”。当然这里的“德行”和“政事”还很难隶属于学术。第一次阐述天下学术的是《庄子·天下》，该文将“百家之学”分为七派：（一）邹鲁之士和搢绅先生；（二）墨翟、禽滑釐及“苦获、己齿、邓陵子”；（三）宋钘、尹文；（四）彭蒙、田骈、慎到；（五）关尹、老聃；（六）庄周；（七）惠施、桓团、公孙龙。庄子显然是将学术思想倾向相同的思想家或学者归为一类。稍后的荀子时而将百家学术分为六派：（一）它嚣、魏牟；（二）陈仲、史鰌；（三）墨翟、宋钘；（四）慎到、田骈；（五）惠施、邓析；（六）子思、孟轲六派，时而将当时学术分为：（一）墨子；（二）宋子；（三）慎子；（四）申子；（五）惠子；（六）庄子。荀子和庄子的分类方法都是把学术思想倾向相近的人归为一派。分为七派的庄子也好，分为六派的荀子也罢，庄、荀等先秦学者都未曾对各派进行命名（除儒家一派以外），只是将倾向相近者归为一类，以其中代表人物为标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不同学派之间固然常常相互讨伐以凸显自身的存在，相同学派之内也往往彼此争论以控制该学派的“话语权”。针锋相对的学派之间可能相互渗透，同一学派之内也许水火不容；恶语相加的学者实际上可能属于同一学派，相安无事的学者也可能分属不同阵营。这样，给各个学人进行归类相当困难，给各个学派进行命名更为不易。以人归类要么因各人分类的标准不同，要么因各人见仁见智，有时把差异很大的人硬拉在一起，有时又把同一学派的人分为两家，不仅容易造成人言人殊，而且同一个人也难得前后一致。如《庄子·天下》中把老子与庄子分为两派，《荀子·非十二子》中，荀子更将孟子和自己分为两家，又如《荀子·非十二子》中墨翟、宋钘隶属一家，而《荀子·解蔽》中墨子与宋子又分成两派，可见他们二人的分类多少有点随意。要给每一个学派命名，就得深刻把握每一个学派的本质特点，分清各学派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同时还得具有巨大的抽象能力和归纳能力；要给一个学人归类，就得了解一个学人的学术宗旨、学术取向、学术渊源及学术演变。没有博洽多闻的学识，没有融贯百家的识力，就断然不可能给学人分类和给学派命名。要准确给学人分类，就必须给学派命名，否则学人就无类可归。司马谈在汉武帝建元、元封年间第一次给学派命名，他在《论六家之要旨》中把先秦以来的学术分别命名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并阐述六家的要旨，品评各家的得失。不过司马谈并没有櫽栝先秦以来所有的学术，只是论述了刘歆《七略》中《诸子略》的一部分，而且仅给诸子六家命名，并没有给分属各家的学人及其著作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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