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郑樵文献学的“类例”理论

在学者们群起讥嘲贬损郑樵之际，独章学诚认为“自石渠天禄以还”，唯有郑樵可继踵刘向、刘歆父子之业，能于文献校雠之中“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可惜，虽然对郑樵文史校雠的“别识心裁”推崇备至，但章氏并没有识得郑樵文史校雠中“别识心裁”之所在，如他几次批评郑樵不重视叙录解题和“删去《崇文》叙录”，全然没有认识到郑樵文献校雠中的“别识心裁”主要体现于他的“类例”理论，而不在于他对每本书的叙录解题。郑樵《艺文略》《校雠略》既首重“类例”，他对文献学的贡献也当首推“类例”。“类例”理论的提出和成熟标志着我国古典文献学理论上的自觉，标志着这门学科从“自在”走向“自为”，从“因书立类”走向“以类明书”。本文试图从其“类例”在文献学中的地位、“类例”的学术旨归、“类例”的原则、“类例”的属性等方面，论析郑氏文献校雠中“类例”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从向、歆父子的《别录》《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六略分类的成熟，到《隋书·经籍志》四部分类的定型，我国古代的文献学家一直在进行知识与图书分类的实践探索，但没有一个文献学家对“类例”做过理论反思，更没有归纳和抽象出类例理论。他们关注的焦点反而是叙录解题，有无叙录解题或叙录解题的优劣才是他们衡量文献学著作好坏的重要准绳，只有书目而无叙录的文献目录向来被人轻视，《隋书·经籍志·簿录类》的意见很有代表性：“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湮灭，不可复知。孔子删书，别为之序，各陈作者所由。韩、毛二诗，亦皆相类。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疑则古之制也。自是之后，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博览之士，疾其浑漫，故王俭作《七志》，阮孝绪作《七录》，并皆别行。大体虽准向、歆，而远不逮矣。”“既司典籍”便“为之序”似乎是孔子定下的成规，向、歆父子的叙录也不过是沿袭“古之制”罢了，后世“但记书名”违反了“古制”，这类著作当然就不能入流。在郑樵之前的文献学家看来，要对各家各派学术“辨其流别”，断然离不了对每本书的叙录解题，没有叙录解题的目录书，典籍仍然处于“浑漫”散乱的状态。所以，那些对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的目录书无足轻重，而那些“文义浅近”的叙录也同样“未为典则”。直到清代，著名文献学家章学诚仍然认为叙录解题“最为明道之要”，目录之书必须“附以辨章流别之义，以见文字之必有源委，亦治书之要法。而郑樵顾删去《崇文》叙录，乃使观者如阅甲乙簿注，而更不识其讨论流别之义焉，呜呼可哉”？文献校雠“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只能经由叙录来实现，删去了叙录“徒为甲乙部次”的流水账式书目，根本就无法“辨章流别之义”。和《隋书·经籍志》史官一样，章学诚视叙录解题为文献学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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