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钱二人的清代学术史都受到西方史学的影响，明显具有现代学术史研究的特征。他们二人都倾心于宏大叙事，给人以高屋建瓴和势如破竹的印象。如钱著第一章“引论”分两节，上节“两宋学术”，下节“晚明东林学派”，第二章至第十四章分别阐述十几位清代“代表性”学者。这种章节安排充分体现了“纲举目张”的特点，凸显出清代学术是宋明理学的承续。梁著《清代学术概论》则以“时代思潮”为主线，以佛教生、住、异、灭的流转理论将清代学术发展分为四个时期：“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四、衰落期（灭）。”全书中心论旨是阐明清代学术是“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其主观动机和历史效果“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它是中国现代文明的序曲和开端。梁、钱二公都让学术史承担了远非学术史所能承担的重任，或者建构和弘扬儒家道统，或者从传统文化中开出现代文明。这不可避免地给他们的学术史带来了偏颇：首先是对学术史的越俎代庖和过度诠释，因为著者的焦点是自己的文化关怀或社会关怀，无形中让学术史迁就自己的观点，导致学术史的扭曲和变形；其次是使学术史向思想史倾斜，关注的重心是“思想”而非“学术”，如学术渊源、治学门径、学问大小、学术理路、学术境界等，在很大程度上反而被著者忽视；最后，宏大叙事的一大好处是能给人以条理分明的阅读感受，但有清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发展竟然如此层次清晰，又易于让读者产生怀疑：作者是否隐去或遮蔽了某些重要的学术史现象？是否将没有的东西塞进学术史中并加以夸张放大？否则，学术史怎么刚好按编者的思想发展？怎么会那样秩序井然有条不紊？比如梁任公将清代三百年学术发展装进佛教“生、住、异、灭”的框架中，很容易让人想起以“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来解释一切的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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