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夏秋之间，叶公超从昆明回北平安排家属南下，顺便代表中央研究院和西南联大敦促周作人到昆明去，免得留在北平难逃日本侵略者的网罗。周作人没有答应，说举家南迁困难重重，留在北平每月有两百元就可维持生活了。常风先生有一篇文章叙述他陪叶公超到八道湾看周作人的情景，文中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周作人送我们两人出来，一直送到街门口看着我们坐进汽车，叶先生在上车之前又向周作人说了声‘保重，再见！’我们在车子里边隐隐约约看见周作人孤零零地站在暮色苍茫之中。时值北平的深秋，又是在一条冷僻寂静的巷子里，一阵寒风飕飕吹来，刮起片片枯叶扫地而过，使人感到格外淒凉。”周作人果然沦为华北伪政权的要员，胜利后以汉奸罪判监。

叶公超是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在清华教英文、英国散文、现代英美诗、十八世纪文学、文学批评和翻译。他是叶恭绰的侄儿，书香世家，风度翩翩，中英新旧文学根柢深厚，英文讲得极漂亮，后来出任过台湾的外交部长。我六十年代在台北见到他的时候已经垂垂老矣，可是冬天里一身灰大衣配一条红围巾，风采依旧潇洒。常风先生是叶先生的学生；他说叶先生教他写文章要学会舍得割爱，能不用的字一定不用，能用一个字表达的就不用两个字，无关文章题旨的都删掉。他说，古今中外好文章都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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