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写过一篇小品，题为《文章似酒》，说到那年春节后收到刘大任从纽约寄给我的《秋阳似酒》，喜悦之情盈然注满心头。 我说：“我非常喜欢刘大任这批袖珍小说，一年前他寄第一篇《鹤顶红》给我发表的时候，我一读再读，觉得小说写到这样简洁这样深远，真可以当诗下酒了，难怪杨牧点出‘当年刘大任的诗句勾划着小说的情节，如今他的小说为我们兑现了诗的承诺’。大任说他平生不太能忍受官僚巨贾的肥胖肚子和女人的虎背熊腰以及半生不熟的‘划时代’文体和自以为是的滔滔雄辩，下笔於是不惜削、删、减、缩；真是妙喻。”

十多天前在台北报上看到刘大任为他的《刘大任作品集》写的自序，题目叫做《艰难苦恨繁霜鬓》。大任只年过半百，不到花甲，作品集并非全集，“表示犹有待焉”。这篇自序不长，却掩盖不住他胸中的孤愤和企盼：“我们这一代，‘救国’、‘救世’不是目的，只是抵抗寂寞的手段”。他说他在第一本书《红土印象》里写过一句愤怒青年的表白：“这样一个缺乏师友的时代，谁来唤醒你？”步入中年的大任其实并未释然。他受过鲁迅、屠格涅夫、海明威、谷崎润一郎乃至巴金、贝多芬、布拉姆斯的启发，还有父亲的鞭策、老师的开导、同学的影响；最动人的是“诗人秀陶给我打开一面窗子，让我明白体验了美的感动”，“同老友郭松棻的多年交谈里，我感受到文学的庄严”。“然而，总的来说，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素养，是不及格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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