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援庵先生三十年代给长子陈乐素的几十封信有长有短,什么都谈。陈先生当时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当教授,家眷都在南方。陈家是广东新会人,有一封信上说:“此间有新到罐头豆豉土鲮鱼,甚可口,每罐一元至一元二角,大有故乡风味”,可见思乡情切。两个小孙子的考试成绩都寄给陈先生看,陈先生回信提到“小子学字,最好用手指多写,然后用笔。所谓昼作势、夜画被,均指手而言,不必一定用笔墨也”。这种方法现在似还适宜。陈先生真是典型的老读书人,一生厚道,满脑子传统的做人标准。他家乡的四姑大概是天灾人祸损失财物,他写家书说:“四姑财产稍有损失,是好消息,不是恶消息。我辈处今日,应该有些阙憾,不然,会招天妒也。天下那有完全满意之事,稍有损失,是等於种痘,发些热,可以免疫也,请四姑放开心怀为幸。”种疫之喻真是高明,也妙。
陈先生最牵挂者是儿孙辈的道德文章。家中有个侄儿不读书了,他很伤心,说“干侄亦改行学商,始叹吾道之穷,一大家庭欲培植一读书种子果如是之难也!”他於是经常叮咛晚辈不可荒废学问之大业:“汝年来曾作什么文,甚愿知道。记得从前似曾对汝说过,每年必要有一二稍有分量之文发表,积之数年,必有可观。专役志於衣食,殊可惜也。”这最后一句话当是一时感触的叹息话而已;不先照顾衣食,学问再好也活不下去了。况乎读书人衣食足而安心读书之外,总有一点风雅的小嗜好,余钱於是也相当重要。陈先生不能免“雅”,“连日厂甸书摊稍有收穫,都在一二元以内,贵则不能买了。”这样日积月累,“於是吾书案上有钱竹汀先生之笔筒,毕秋帆先生之砚,全谢山先生之瓶。三人皆清代有名史学者,日夕相对,读书精神为之一振,快何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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