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香港浸会大学黎翠珍教授主编的《翻译评赏》。“评”字孟浪，“赏”字可喜。我不相信翻译可以归为理论，我只相信翻译是又翻又译的工作，做过数十万字之后，自然生巧。因此，我很偏见，也很主观，总觉得天下只有两种翻译：一种是好的翻译，大可细细品赏；一种是坏的翻译，大可不看。

我一向注意孔慧怡的文字工作，不是因为我认识她，是因为她的英文和中文都不可忽视，也因为她用功。她在这本书里写的是《以文学手法营造普及效果》，谈约翰·甘迺迪就职演辞及三种中文本。她引了三段演辞，赏析了三家的中译：汤新楣、星岛日报、石幼珊。甘迺迪这篇演辞是近代难得一见的上佳讲稿，三家的译笔都值得欣赏，但是我仍然偏见，仍然主观，偏爱汤新楣的译文。汤先生默默做了几十年翻译工作，译了好多好多书。我早年在今日世界出版社当编辑，常常逐句校读他译的美国小说，得益比上了四年翻译课还大。翻译而成“家”，最要紧是本身要有文人气质，血管里淌着文字。当时我还逐句对过姚克先生译的《推销员之死》，至今受用。姚先生也是地道的文人；傅雷、夏济安，都是。香港那么多翻译系、翻译中心，似乎始终没有请过汤先生到讲台上去坐一坐，真是《世说新语》外一则。香港政府花那么多钱表示重视中文，政府不少中译到现在体质还弱，十几二十年前请汤先生这样的高手去动动红笔瞄一瞄，局面一定硬朗得多了。前几天黎明先生、林太乙女士过港，郑健娜请吃饭，汤先生也来了；老了很多，精神倒不错，还在做点翻译。我珍藏他父亲汤定之的一幅《红梅》，也是上佳的名人画，飘着书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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