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时代是健忘的。历史是健忘的。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转眼间化成荒凉幽静的后院：一弯池水擎起无数听雨的残荷，几株老树在风中诉说梦里兴亡；青苔斑斑的断桥上，依稀辨认出当年春游的屐痕。破落的书楼吟馆之中，也许还翻得到一些鲁迅的小楷，知堂的诗笺，胡适的少作；甚至郁达夫的残酒，林语堂的线丝，徐志摩的围巾，梁实秋的眼镜，张爱玲的发夹。灯都不亮了。在秋雨霏霏的深夜，一扇扇关不牢的长窗里偶然会透出摇摇曳曳的烛影：陈子善先生在楼上翻资料、写笔记……。

（二）

“……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所有作者都抱着对故人和对历史负责的认真态度撰写回忆文章的，我也相信绝大部份篇章都可以作为史料引证，都是具有甚至是较高的研究价值的。”这是陈先生在《闲话周作人》的《编者前言》中说的话。他穷几十年的精力到处搜寻现代文学作家的佚文，甚至一封短简一则笔记都不放过。陈先生於是编校出一部部很有价值的补遗和文集，不仅细加注解，连张爱玲的英文习作他都逐篇迻译。陈先生自己的着作也以评论现代文人与作品为主，在台湾出了《遗落的明珠》和《前辈与我》。这本《文人事》是他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文集。“在二十世纪末已经临近，一百年来文学和文化史上的风风雨雨即将尘埃落定之际”，他的着作和他编写的书，都成了“中国知识分子複杂心态的一个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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