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商务印书馆举行的文史优质旧书展销场里买到十七年前周汝昌所着《恭王府考——红楼梦背景素材探讨》一书。周先生在《卷端絮语》里回忆姚文元写过的一篇指名攻击周扬的文章，引了其中的一段话说：“到了一九六一年、六二年，你们不是连续发表了成百万字的曹雪芹死年考证，祖宗考据，大观园地址考据……等等奇谈怪论，登了整版整版的稀奇古怪的地图，为胡适派唯心论实行了一次大复辟吗？”周汝昌认为这是一种新兴的四人帮文风，逐步发展，流毒至深至广。他说，姚文元笔下的“成百万字”，其实是胡说八道：“那时是准备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他所举的那几种考证，各种报刊加起来，充其量也不过二三十万言，哪里来的‘成百万’？”在凭空加罪、随意诬陷的年代里，任何纯洁的学术研究都可以藉政治罪名以定谳，文化人之间一切正常的交往都停顿了，代之而起的是猜忌、避嫌甚至背叛出卖的游戏，人性最最丑陋的一面都暴露出来了。周汝昌痛心疾首。

（二）

我在《百花里浮想》中说到早年英国Bloomsbury文化圈是带有知性反叛意识的中产阶级文化圈，那些才女名士以乖戾的个性和耀眼的才情给大英帝国制造一场文艺复兴精神的边缘效应，他们标举的正是革命的浪漫主义旗帜。我一向相信文化人的结社交往必须建基於学术的交流和性情的陶冶，可以偏激，可以乖戾，可以愤世，却不可抱太深的门户之见，应该鼓励豁达的胸襟以容纳异见。“百花里”文化圈中人人各有不同的成就，各有鲜明的个性，价值观基本一样，却好像从来没有一致的主张和宣言。这样的知识分子流派，正是一个开放社会不可没有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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