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过客达达的马蹄》里引述一些前辈的经历和观点，说明老一辈中国人经过战乱流离，一心盼望国家安全，百姓无恙，风调雨顺；新一代中国人长期顺境，没有苦难意识，相信民主，相信科技，不能接受任何维护民族主义的法律概念。一位来港定居九年的秦先生托我一位朋友传话，说是读了《过客》一文百感交集，既同意我的分析和顾虑，也不能不想到大陆上几经政治风波的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秦先生说，他们的苦难感是“深刻的、不易磨灭的”。《过客》一文主要说香港回归前新一代人的心态；我心中当然也想到大陆上二、三十岁人的情况，他们也不会有太深沉的苦难感，文革时期毕竟还是些娃娃。秦先生说的当是四十岁以上的人。听了朋友转述秦先生的话，我心里很难过，格外怀念大陆上我认识的所有中年、老年师友。

（二）

我在《明报》副刊上读刘再复的文章，感触常常也很深，觉得他写得真好。他过去是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文学研究所所长，现在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研究教授。我不久前才读到余英时先生给他的散文集《西寻故乡》写的序文。余先生引经据典，阐释“西寻”和“故乡”的历史源流，描绘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苍凉的旅程，给刘再复的命运下了深刻的脚註。最近，《中国时报·人间副刊》请刘再复加入《三少四壮集》笔阵，第一篇写的是《努力做一个人》。他说他心中淤积的苦难记忆实在太多太重，那是“本世纪下半叶故国土地上集体性的经验”，所以“还有话要说”。文章里有一段话我印象很深：“我两次到台湾，留心过同龄的作家学者，这才发现，他们具有许多大陆作家学者所没有的长处，例如，他们一般外文的水平都比较高，国际资讯的掌握都比较丰富，言论举止都比较平和平实，然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天生不足，这就是缺少苦难记忆，与此相关，也就缺乏大陆作家所普遍经历到的心灵大震荡、大分裂和大痛苦，於是，也难有大爱大憎大悲伤与大欢乐。想到这里，便觉得苦难记忆乃是一种精神宝藏，不妨把它挖掘出来。”香港成长的作家学者跟台湾的作家学者也很相近，只是外文水平容或更高，中文水平容或稍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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