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海的朋友刘天炜有事情想跟陈之藩先生联络，台北的人告诉他说，陈先生近年不写文章，也少应酬。该是七十好几了，听说年前台北一家报纸请陈先生出席一个颁奖典礼，请他讲几分钟话，陈先生一上台文思泉涌，讲了快一小时。陈之藩是大学问家，满腹经纶，平时惜墨如金，聊天写信却往往畅所欲言，教人如沐春风。我跟天炜说，我也好多年没有跟陈先生联系了，前几年还听说他在我的母校成功大学教书，后来也许又回美国去了。跟天炜通电话之后，我竟觉得惆怅，心里老惦念着陈先生。昨天窗外风雨翻腾，我在何锦玲送我的《传记文学》里读到傅安明遗稿《回忆胡适之先生——如沐春风二十年》，不禁又想到陈之藩与胡适的书信录《在春风里》，格外缅怀前辈风范。

十几年前陈先生在一封给我的信上说，刚看到一篇徐訏笔下的陆小曼，说他“很佩服徐的文字与见解，不知如何此人一生郁郁。”陈先生觉得中文大学当年不要徐訏，不要张爱玲，“都是很奇怪的事情”。他说，有一次他在美国问胡适先生为什么不教书？胡先生说：“只有这几家大学有中文，如果表决我给我去教书，他们何处去？”所以胡适之大使不干之后，在美国的存款只有一千四百元；而死在中央研究院院长任内之时，只有一万多元的人寿保险费。陈先生说：“唐德刚说胡先生晚年指望胡太太打牌赢点钱。我有时想，这个时代究竟出了什么毛病，也许中国这一代究竟出了什么毛病？真是令人气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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