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离开报馆生涯整整两年，我渐渐淡忘了那一段见不到晨曦的岁月：开编前会、看新闻稿、改社评、评标题、签大版的往事全那么遥远了。席扬都放出来了，我那个时期的所有新闻都变成泛黄的旧闻。可是，在回归之前最后一个“六·四”的前夕，一九八九年五月到六月的情景，竟又一幕一幕飘回心头了。淒风苦雨的长夜。愤慨激荡的心情。欲哭无泪的幻灭。忧国忧港的日子：中国是切肤的亲近，中国是脱韁的遥远。编辑部一张张年轻的脸都苍老了。查先生电话里的声音格外冷静而沉郁。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深切感受到新闻工作的神圣和重要：“在宣佈戒严、调兵进城、血洗天安门之后，《明报》已不可能再顾全为了对中国内地提供讯息而继续自行节制。作为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就像极大多数香港同胞一样，正义感和气节总是有的。”查先生在《社评》里这样说。

（二）

我相信查先生那一代和我这一代的中国人，都非常明瞭共产党人对“共产党领导”的坚持和执着。我们也非常明瞭他们对自由民主的不可逆转的观念。我们尤其明瞭他们不会认真重视人民的意愿。可是，我们相信他们无论如何是中国人：“我们文化传统中有强烈的仁义、廉耻和爱国心”。经过了疯狂的文化大革命之后，所有的罪孽都嫁到四人帮的身上了：他们不会再欺负善良的中国老百姓了。八十年代初查先生到北京跟邓小平长谈，回来写了一篇长长的《中国之行》交给我在《明月》发表。我完全明瞭他为什么高度评价邓小平领导中国经济改革的功绩，我也相信他真心企盼邓小平顺应民心，更进一步领导政治改革。到了“六·四”后邓小平公开露面慰问戒严部队军官，查先生亲眼看到了他的神情，脑海中随即出现了一连串电视画面：“在天安门广场上，数百名群众双手空空的走向一排排持枪欲射的士兵，明知是死，也要走过去。枪声响处，几个人民倒地不起；一个穿着白衬衣的青年挺身走向坦克，凝然而立，直到他的同伴强行将他拉开；几家大学校园中所堆积的一排排满是血渍的学生尸体……悲愤之情，充塞胸臆。”社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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