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司徒华先生阅世很深，学养独到，对中国政治素有研究，加入《明报》的《三言堂》笔阵，敌友争读，新鲜得很。香港名人谙西洋语文者多，通中国文墨者少，难得高手小试牛刀，实在应该天天见报，让大家多多见识前辈功力。司徒先生有两篇文章因我而写，一篇是《董桥劝读闲书》，一篇是《“触目惊心！”》，两篇都牵涉他所谓的我的“同姓兄弟”董建华。“触目惊心”是我对“听董爷爷的话，做特区的好娃娃”一语的感受。司徒先生对文革妖孽知之比我更详，见此豪语，感触必然更深，沉痛之情自不待言。“劝读闲书”语出我的《董先生，该读几本闲书了》一文。我说彭定康冷酷果断，能言善辩，博览群书，顺口成章，永远不在人前流露丝毫犹疑神情，那都是读书读出来的。司徒先生说他不明白冷酷果断、犹豫神情为什么与读书相关，说“知识分子是读书的，但不是曾被判定有先天的动摇性吗？”前辈这是假装糊涂，骂我骂人了。其实，除了资质低者不说，我真的是相信读书读精了会看穿世情，待人冷酷，处事果断；我也真的相信读书读精了会目空一切，自信自大，站出来绝不拖泥带水，软弱犹豫。因此，我也真的相信知识分子的“动摇性”断非“先天的”，而是后天生逢乱世，遭到粗暴之对待、皮肉之煎熬所致。必须说明的是“知识分子”者，西文之intellectual也，敢於担当，敢於批评，敢於固执，等於《论语》中之“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我於是更不相信司徒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会“有先天的动摇性”；我觉得他也相当冷酷果断，面部少有犹疑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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